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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思考的知识分子——纪念陈旭麓百年诞辰

  “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民盟前辈陈旭麓曾经说过的话。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治史近50年,论域广泛,成果丰硕,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宏富著述,也为今之学者树立了光辉典范。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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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下午,民盟上海市委、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共同举办纪念陈旭麓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出席并致辞。会议由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东华大学教授廖大伟主持,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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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刚代表民盟市委向陈旭麓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和衷心的敬意,向陈先生的家属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出席座谈会的专家致以谢意。他表示,陈旭麓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为我国史学遗产留下了诸多宝贵财富;作为民盟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从1951年加入民盟,到出任民盟华东师范大学支部委员会副主委,对华师大民盟组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与精神对今天坚守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意义重大,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助力。

  座谈会上——

  廖大伟说,作为上海中山学社创办人,陈先生超人的学术勇气和求真的治学精神,是学社的一笔财富,必将鞭策和鼓励后来一代,发扬前辈的史学遗产和治学精神,做好孙中山及近代史研究工作。

  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民盟上海市委参政党理论与盟史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和说,陈先生是一个有思想、有魅力、有雅量有家国情怀的人,他的近代史研究体系包括近代史研究以外的东西,很多都影响着我们。

  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海波认为,陈先生的文章气势恢弘,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问题。今天纪念陈先生,正是因为他是身怀大情怀大担当的人,这种精神昭示着我们要把老人家开辟的事业做下去。

  陈旭麓先生之子、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同回忆上大学时学习历史,深受父亲教诲,他的一句“对比是横向的,差距产生于纵向的发展中”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最近陈同正参加编辑父亲最新五卷本全集,在他看来,父亲的思想在今天依旧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认为,先生最大的功劳是在学术饥荒年代做了很多学术拓荒工作。作为先生的大弟子,熊月之也有感于先生对包括自己在内晚辈的悉心提携,培养了大批学者。

  《解放日报》高级编辑丁凤麟是先生的得意门生,虽然自己亦步入耄耋之年,仍有感于老师终生一贯的治学品格。“先生最后十年人老志弥坚,尽管身处逆境,仍宁折不弯求真精,令人感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谢俊美说,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用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先生这样的大境界,不光为史学界,也为其他学界认识和研究问题打开了新思路。”

  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教授陶飞亚算是陈先生的“粉丝”了。他呼吁,当代史学工作者都应像陈先生那样去关心时代议题,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观来指导历史研究。

  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用“三个永远”来表达对陈先生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陈先生,永远受惠于陈先生,永远学习陈先生,“他的深邃思辨和学术勇气永远是当代学者的楷模。”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谈到,先生1988年一篇题为《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的文章,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提到了新的高度,对他后来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启发很大。

  上海文史研究馆原馆长沈祖炜感喟,陈先生关于“新陈代谢”这个理论能够解释人家解释不了的事,能够解释更多的问题,有这样的站位、深度和视野,是非常了不起的。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原会长朱敏彦认为,陈先生是一位德学双馨的学者,为上海首轮新方志编撰贡献很大。上海修志工作起点高,很大程度缘于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史学专家学者的指导和直接参与。

  上海市社联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回忆起1988年她到社联从事历史学会秘书工作时的轶事,陈先生因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话发言常需要学生翻译,有时候忘记让人翻译他就自己停下来哈哈笑了。“在社联,有很多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是我们史学界的史魂。”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陆兴龙、国防大学政治学教授华强等,也都有感于先生所著《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他们认为,该书对近代史的把握高屋建瓴,站得高看得远,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是一种思维颠覆,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他们本人从中受益,也必将为后来者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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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麓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大建校元勋之一,生前还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等。今年公布的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中,亦有陈先生的名字。

潜心学术的“牛克斯”

  陈旭麓,初名修禄,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商人世家,但至其父一辈,家道已然中落。在他5岁时,母亲因生病缺钱而不幸去世。1926年,白泥湾开办了小学,那年他正好8岁,于是入校就读。陈旭麓读书非常刻苦,放学回家除了帮父亲做点小买卖,便在继母纺线织布的油灯下看书,累了便洗个冷水面,清醒一下头脑,继续研读。父亲见儿子天资聪颖,又肯用功,于是将他转入一所私塾就读,系统接受传统经史诗文的熏陶。

  1934年秋,陈旭麓离开了湘乡,负笈省城长沙,就读于孔道国学专科学校。1938年,恰逢上海大夏大学南迁,途经长沙时就地招生,陈旭麓便在大夏大学秘书长王毓祥的引荐下,转入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系就读。他除了认真学习规定课程外,还爱好阅读进步书籍。《资本论》、《联共(布)党史》是陈旭麓经常研读的著作,这些书中的辩证法、唯物史观深深的吸引住了他,以致在与同学交谈时,“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成为了口头禅。于是,他也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绰号——牛克斯。

  陈旭麓的史学才华很早就得到了展露,早在1942年他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已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初中本国史》,次年又发表长篇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深得文史前辈谢六逸等人的青睐。1940年代后期开始,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当时已是副教授。50年代初,两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后,陈旭麓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系,始终潜心治史。

“才、学、识”兼具的史家

  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以及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剖析,多属拓荒之作。这些论著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不仅其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思辨的深邃和识见的卓特。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陈旭麓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正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等等,这些论域无不有他的一家之说。随着时间越往后,陈旭麓的论域就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

  步入晚年的陈旭麓,生活几乎是两点一线的,不是在教室上课,教导研究生,便是在家中著书,开展学术研究。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生都知道,每当夜深人静时,亮灯的那个屋就是陈教授的。这一时期,光是论文和其它学术性文章就有近百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他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而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的《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

  著名哲学家冯契曾经对此盛赞道:“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 陈旭麓思想和史学的形成有时代的共同特性,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共同特性与独特际遇的结合令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史学家。

2018-12-21 16:08 作者:民盟市委研究室、上海中山学社